买书读书的错处
发布时间：2010-12-28 访问次
在同一天的一张大报的头版，紧挨着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赵畅先生的《读书贵乎精》，另一篇是王树人先生的《不能把书当“装饰品”》。拜读之后，令我汗颜不已，而又感激不尽，因为赵、王二先生所论，都恰好是切中了我的毛病，而且耳提面命，叫我受益不少。
我是从事科技工作的，但情性所致，于文史书籍多以涉猎，唯其是涉猎，也就不能精，于是不幸而落到了赵先生所说的“附庸风雅，自欺欺人”的地步。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赵先生的文章博采古今中外名人的箴言，说理透彻，极得要领。而我正是赵先生所说的“这本书尚未看完，眼睛便已盯上了另一本”的那种人，而且还得再加一句：“心里早又在惦着好些其它的书”。虽然心里也常想及“胸中不可少书，案头不可多书”的古训，自觉胸中书少，案头书多乃我一生不能成事的症结所在，但总也改不过来。譬如前几个月，心血来潮，想要花二、三年的业余时间，把《庄子》读通，于是将《庄子》的七、八种版本，一总请到桌子上，但过不了两个月，那决心就雪消冰化，又捧起柳宗元，而同时眼睛还盯着苏轼、欧阳修。赵先生举了英国湖畔诗人柯尔津治所论四种类型的读书法，我拿来照一下自己，觉得都不相合：“把矿渣甩在一旁，只拣些纯净的宝石”的那一类，自然攀附不上，另三类的“沙漏”法、“海绵”法、“滤豆浆的布袋法”也都不类。可见柯尔津治的这种四分法，虽如赵先生所说“别开生面”，但并不全面。我觉得我的读书，倘若要立个名目，则是“猴子扳苞米”法，即扳一个，尝一口，掷一个，再扳一个……都是浅尝辄止，未得深味，更不要说如赵先生引梁章钜先生所云将一部书“字字解得道理透明”。“字字解得道理透明” 岂我辈之所能为也。就说《 庄子》吧，我想即使让我做人从头做起，以我的愚钝与浅薄，穷一生之力，恐怕也难“字字解得”意思明白，更惶论“道理透明”也！所以总也不要想能“免除读书人无根浮萍的恐慌”，没有法子，只好“恐慌”下去了。
由于读书的不能精，而杂，而泛，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犯了王先生指出的把书当成了“装饰品”的毛病。之所以是不期然而然，即是就我的本意，是并不想把书当作“装饰品”的，只是因为年青时候，总觉得生命的终点是离得那么遥远，遥远得不可及似的，没有意识到以生命之有涯而随书海之无涯之必然“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的道理，看到想读或者觉得应该读的书，便尽可能地买。文革之前，工资低，常常因买书而弄得饭食无着，九十年代中，觉得书价贵，但马上转念一想：“不就一只烧鸡的钱麽，值！” 于是一只只“烧鸡”从口袋飞出去，一本本的书从书店飞回家。就这样几十年养成的积习，想改也改不了。即使是同一种书，但凡有不同译者的，或不同版本的，都想买来比照着读。如契诃夫的著作，除了花二十年功夫买齐了汝龙据俄文版译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十六卷本《契诃夫文集》（出版期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又买了汝龙据英文版译出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七卷本《契诃夫小说集》，还有其他译者的几种选本，以及他的传记，同代人的回忆、评论等。说是我想成为契诃夫研究家麽，实在无此奢望，无非是崇敬他的人格，热爱他的艺术而已。又如楚辞的版本也不下十种，还包括了英译本。《中国文学史》则有郑振铎本，文研所本，刘大杰本，复旦本，林庚本，张毕来本等，排起来也是一长队。又由于年月更替，情性不能守常，也在“与时俱进”，以诗歌论，年青时候偏嗜海涅、李贺，中年时独好苏辛、雪莱，现在年届花甲，渐入老境，又喜欢起王孟韦柳，也使得所买的书更多更杂起来。
生命的剩余时间是日见其少，而书却是日见其多，以至于近年装修我的并不宽敞的住房时，最叫我着意考究的是整整的一面墙到顶的书柜，觉得我大概是属于进入“小康”的“总体”之内的吧，那么也该让我的多年闷在木箱、纸盒里的书们，也出来小康小康，也有个比较像样的立足之所。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有许多的书，至今仍蜷伏在大木箱小木箱里，恐怕要等到我的进入更高层次的“小康”或者“大康”，才能让它们也出来舒展舒展手脚 、透透空气的。对着书柜上一排排站立着的旧雨新知，虽也不禁有坐拥书城之其乐融融，但近年多的更是觉得不可能读完了它们的对于人生短促的感喟，和由于冷落了我的书们而引起的歉疚。但也只是感喟和歉疚而已，在读王先生文之前，倒并没有觉得我的买书原来是种“愚蠢的做法”，是“浅薄与无聊”。王先生又有“我总觉得买书就必须读，如果不读的话干脆就别买。书，是绝对不能‘摆而不读’的，更不能把书当成装饰品。”的当头棒喝，棒喝得极是。但是在王先生的“必须”、“干脆”、“绝对”的面前，我也稍稍的有点冤水要吐。坦白地说，我的买书，是想读的，也读过一些，文革之前是废寝忘食地读，文革之中是偷偷摸摸地读，现在是晚上抽一、二个小时读，但总是读不了。我也未尝有过要装得“俨然是个‘满腹经纶’或‘学富五车’的儒士”的意思，当然，“实质上是个外强中干的不学无术之人”这是做定了的。
虽然如此，我心里有时也作着自我辩解，觉得精读固然是可贵的，但并非“字字解得道理透明”的泛读，也并非全无是处，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所操之业而异，不可一以概之的。譬如对于一位专家，于其专业书，自然要精读，但也不妨在其它领域，多所涉猎。我是相信世界万物，会有其一以贯之的规律在统率着，旁门左道中，未始一定不能发见一豁然通达的路径也。而对于现在人才市场上颇为热销的通家，则博览群书原是其本份中事。陶渊明尝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颇有名士派头，大概指的就是无暇也无须字字求解的大而化之的读书法。知堂后期的“文抄公”文，足见其读书之夥，涉猎之广，否则这种点铁成金的文章，是万万做不出来的。郁达夫叶灵凤买书读书之多，也早声名远播。便是刘半农，于他专攻的音韵学之外，旁通摄影、诗歌和散文创作，读书之泛亦可推知。至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我在文革前一读到，便惊叹当今中国尚有如此博学广识之奇人。但我想，以知堂、郁达夫、钱钟书等这样的才智，也不至于对于他的读过的书“字字解得道理透明”的。赵先生又引了朱光潜的话：“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我想，朱老先生也只是极而言之罢了，当不得真的。家藏二十卷本的《朱光潜全集》（坦白说，读过而且只是泛读过的至多只其中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又只能是如王先生所告戒的“绝对不能”的但又不得不“摆而不读” 的了，那么我的买这部书，至少有十分之九的成分是“浅薄与无聊”）看看他的各种著作所引参考文献，便可见他老先生读过的诗集，绝不只是《国风》和《古诗十九首》，读过的哲学书，也绝不只是《理想国》。
对于王先生的“装饰品“说，也有几句自我辩解在这里：天底下人世间许多的物事举凡窗帘、吊灯、壁挂、瓷盘、图画、牛头骨、草编、邮票、火花、烟盒、钟表、相机、像章、烟斗、小脚鞋，乃至性器具等等，都有用来作“装饰品”或收藏品的，似乎也没有听说有人指为“浅薄与无聊”的，那么就算我存心把书买来作“装饰品”或收藏品，怎么独独就是“浅薄与无聊”了呢？又，天一阁的范老先生，买来的书想来大部分只是“摆而不读”的吧，是不是也“浅薄与无聊”了呢？
但是，辩解毕竟只是辩解，聊以自我的心理平衡而已。赵、王二先生所论，都是极精当的。只是流光不驻，桑榆已晚，想要照着赵、王二先生的话去做，也来不及了。只得一声“呜呼哀哉”而已。但盼着来世仍能投胎做人，仍能识得几个字，那就一定记着赵、王二先生的话，去尽力实践之，庶几可以“免除读书人无根浮萍的恐慌”了也。
我是从事科技工作的，但情性所致，于文史书籍多以涉猎，唯其是涉猎，也就不能精，于是不幸而落到了赵先生所说的“附庸风雅，自欺欺人”的地步。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赵先生的文章博采古今中外名人的箴言，说理透彻，极得要领。而我正是赵先生所说的“这本书尚未看完，眼睛便已盯上了另一本”的那种人，而且还得再加一句：“心里早又在惦着好些其它的书”。虽然心里也常想及“胸中不可少书，案头不可多书”的古训，自觉胸中书少，案头书多乃我一生不能成事的症结所在，但总也改不过来。譬如前几个月，心血来潮，想要花二、三年的业余时间，把《庄子》读通，于是将《庄子》的七、八种版本，一总请到桌子上，但过不了两个月，那决心就雪消冰化，又捧起柳宗元，而同时眼睛还盯着苏轼、欧阳修。赵先生举了英国湖畔诗人柯尔津治所论四种类型的读书法，我拿来照一下自己，觉得都不相合：“把矿渣甩在一旁，只拣些纯净的宝石”的那一类，自然攀附不上，另三类的“沙漏”法、“海绵”法、“滤豆浆的布袋法”也都不类。可见柯尔津治的这种四分法，虽如赵先生所说“别开生面”，但并不全面。我觉得我的读书，倘若要立个名目，则是“猴子扳苞米”法，即扳一个，尝一口，掷一个，再扳一个……都是浅尝辄止，未得深味，更不要说如赵先生引梁章钜先生所云将一部书“字字解得道理透明”。“字字解得道理透明” 岂我辈之所能为也。就说《 庄子》吧，我想即使让我做人从头做起，以我的愚钝与浅薄，穷一生之力，恐怕也难“字字解得”意思明白，更惶论“道理透明”也！所以总也不要想能“免除读书人无根浮萍的恐慌”，没有法子，只好“恐慌”下去了。
由于读书的不能精，而杂，而泛，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犯了王先生指出的把书当成了“装饰品”的毛病。之所以是不期然而然，即是就我的本意，是并不想把书当作“装饰品”的，只是因为年青时候，总觉得生命的终点是离得那么遥远，遥远得不可及似的，没有意识到以生命之有涯而随书海之无涯之必然“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的道理，看到想读或者觉得应该读的书，便尽可能地买。文革之前，工资低，常常因买书而弄得饭食无着，九十年代中，觉得书价贵，但马上转念一想：“不就一只烧鸡的钱麽，值！” 于是一只只“烧鸡”从口袋飞出去，一本本的书从书店飞回家。就这样几十年养成的积习，想改也改不了。即使是同一种书，但凡有不同译者的，或不同版本的，都想买来比照着读。如契诃夫的著作，除了花二十年功夫买齐了汝龙据俄文版译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十六卷本《契诃夫文集》（出版期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又买了汝龙据英文版译出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七卷本《契诃夫小说集》，还有其他译者的几种选本，以及他的传记，同代人的回忆、评论等。说是我想成为契诃夫研究家麽，实在无此奢望，无非是崇敬他的人格，热爱他的艺术而已。又如楚辞的版本也不下十种，还包括了英译本。《中国文学史》则有郑振铎本，文研所本，刘大杰本，复旦本，林庚本，张毕来本等，排起来也是一长队。又由于年月更替，情性不能守常，也在“与时俱进”，以诗歌论，年青时候偏嗜海涅、李贺，中年时独好苏辛、雪莱，现在年届花甲，渐入老境，又喜欢起王孟韦柳，也使得所买的书更多更杂起来。
生命的剩余时间是日见其少，而书却是日见其多，以至于近年装修我的并不宽敞的住房时，最叫我着意考究的是整整的一面墙到顶的书柜，觉得我大概是属于进入“小康”的“总体”之内的吧，那么也该让我的多年闷在木箱、纸盒里的书们，也出来小康小康，也有个比较像样的立足之所。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有许多的书，至今仍蜷伏在大木箱小木箱里，恐怕要等到我的进入更高层次的“小康”或者“大康”，才能让它们也出来舒展舒展手脚 、透透空气的。对着书柜上一排排站立着的旧雨新知，虽也不禁有坐拥书城之其乐融融，但近年多的更是觉得不可能读完了它们的对于人生短促的感喟，和由于冷落了我的书们而引起的歉疚。但也只是感喟和歉疚而已，在读王先生文之前，倒并没有觉得我的买书原来是种“愚蠢的做法”，是“浅薄与无聊”。王先生又有“我总觉得买书就必须读，如果不读的话干脆就别买。书，是绝对不能‘摆而不读’的，更不能把书当成装饰品。”的当头棒喝，棒喝得极是。但是在王先生的“必须”、“干脆”、“绝对”的面前，我也稍稍的有点冤水要吐。坦白地说，我的买书，是想读的，也读过一些，文革之前是废寝忘食地读，文革之中是偷偷摸摸地读，现在是晚上抽一、二个小时读，但总是读不了。我也未尝有过要装得“俨然是个‘满腹经纶’或‘学富五车’的儒士”的意思，当然，“实质上是个外强中干的不学无术之人”这是做定了的。
虽然如此，我心里有时也作着自我辩解，觉得精读固然是可贵的，但并非“字字解得道理透明”的泛读，也并非全无是处，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所操之业而异，不可一以概之的。譬如对于一位专家，于其专业书，自然要精读，但也不妨在其它领域，多所涉猎。我是相信世界万物，会有其一以贯之的规律在统率着，旁门左道中，未始一定不能发见一豁然通达的路径也。而对于现在人才市场上颇为热销的通家，则博览群书原是其本份中事。陶渊明尝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颇有名士派头，大概指的就是无暇也无须字字求解的大而化之的读书法。知堂后期的“文抄公”文，足见其读书之夥，涉猎之广，否则这种点铁成金的文章，是万万做不出来的。郁达夫叶灵凤买书读书之多，也早声名远播。便是刘半农，于他专攻的音韵学之外，旁通摄影、诗歌和散文创作，读书之泛亦可推知。至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我在文革前一读到，便惊叹当今中国尚有如此博学广识之奇人。但我想，以知堂、郁达夫、钱钟书等这样的才智，也不至于对于他的读过的书“字字解得道理透明”的。赵先生又引了朱光潜的话：“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我想，朱老先生也只是极而言之罢了，当不得真的。家藏二十卷本的《朱光潜全集》（坦白说，读过而且只是泛读过的至多只其中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又只能是如王先生所告戒的“绝对不能”的但又不得不“摆而不读” 的了，那么我的买这部书，至少有十分之九的成分是“浅薄与无聊”）看看他的各种著作所引参考文献，便可见他老先生读过的诗集，绝不只是《国风》和《古诗十九首》，读过的哲学书，也绝不只是《理想国》。
对于王先生的“装饰品“说，也有几句自我辩解在这里：天底下人世间许多的物事举凡窗帘、吊灯、壁挂、瓷盘、图画、牛头骨、草编、邮票、火花、烟盒、钟表、相机、像章、烟斗、小脚鞋，乃至性器具等等，都有用来作“装饰品”或收藏品的，似乎也没有听说有人指为“浅薄与无聊”的，那么就算我存心把书买来作“装饰品”或收藏品，怎么独独就是“浅薄与无聊”了呢？又，天一阁的范老先生，买来的书想来大部分只是“摆而不读”的吧，是不是也“浅薄与无聊”了呢？
但是，辩解毕竟只是辩解，聊以自我的心理平衡而已。赵、王二先生所论，都是极精当的。只是流光不驻，桑榆已晚，想要照着赵、王二先生的话去做，也来不及了。只得一声“呜呼哀哉”而已。但盼着来世仍能投胎做人，仍能识得几个字，那就一定记着赵、王二先生的话，去尽力实践之，庶几可以“免除读书人无根浮萍的恐慌”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