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誇桃李遍天下，更盼光风润大千。”这是我爸爸82岁时写的一句诗，那年他退居二线，他的学生已经有许多许多，国内国外的，真正是桃李遍天下了。从他的诗中，我对他的宏图大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他一生的事业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爸爸真是了不起！我记得他退下来后，还天天照常去办公室，到系里开会，给研究生指导，去上海参加各种会议。1985年，他在百忙之中为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师举办讲习班，然后又办三个班，每周上两节课。1990年，他还视察上海的中学，并就90年代中学生应该如何学习和生活回答学生们的提问。1991年9月，为了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表达对爸爸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敬意，项武义、谢婉贞首先捐赠资金。1992年，爸爸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步青数学教育奖”颁奖仪式；1994年，又出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二届颁奖仪式。1996年起，该奖的奖励对象推广到七省市。1998年，爸爸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所得100万港币的奖金全部献给教育事业，作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基金，以及复旦大学数学系（所）优秀师生奖励金。经教育部批准，该项奖推广到全国中学教师。我爸爸为“光风润大千”做了一点贡献，感到欣慰和高兴。遗憾的是，我妈妈没有看到这些。
我妈妈松本米子是仙台国高的高材生，品学兼优，还弹得一手好古筝。1926年，在仙台日本帝国大学读书的爸爸与妈妈相识，两人情投意合，于是开始交往。等爸爸毕业，被该校聘为讲师后，与妈妈结婚。1929年2月，我出生在日本仙台。1931年，爸爸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接到浙江大学的聘书后，携妈妈、我和大弟回国，爸爸那几年非常高兴和幸福，他科教救国的宏图大志终于实现，而且还获得了全力支持他事业的妈妈的爱。
1937年，举家辗转逃难，那时候我已有五个弟弟了，除了四弟还在日本外公家，爸妈身边有五个小孩。我八岁，五弟才十一个月。浙江大学西迁，前后八年，穿越五省，最终到贵州安定下来。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住在破庙里，不过连竺可桢校长家也一样。爸爸整天忙于工作：上课、搞科研，晚上备课到深夜，早上早早起来种房前的菜地，以补食用；妈妈忙于带孩子、做家务。好几次半夜里醒来，我看见爸爸还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写教案，妈妈则在一旁补袜子或衣服。生活虽然艰难，但我们在爸妈爱的翅膀下过得很开心。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回到久别的故里，我们非常高兴，可是日子并没有好起来，反而一天一天更糟了。1949年解放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才安定和好转。那时爸爸的月薪是120元，还有30元的困难补助。我上了大学，可没有像爸爸那样努力读书，记得我那时迷上了钢琴，上完课就去琴房弹琴，一天弹三到四个小时，所以成绩不佳。
1952年，我大学毕业，和丈夫一同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被调到吉林省吉林市，参加苏联设计的三大化工厂的建设工作。我在翻译科工作，翻了几十万字的资料。1960年，我被调到长春吉林工学院当教师，在教师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几百个学生。文革开始，我们全家到辉南县的农村插队落户三年。那里缺音乐老师，我被乡下的中学请去开音乐课。文革后，我们又调回长春，我在吉林工业大学改教英语了。回想我当时多么刻苦学英语，多么用心教书！1977年我到连云港教书，一直到1987年。退休后又教了十三年。
如今我也已满82岁了。回想起来，我的学生也不少了。看了爸爸的诗，给了我新的启示和感受。我要写几句话，聊表我的心意。
老来长叹已无用，
忆起父母生前言。
活着可喜要珍惜，
希望盼来和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