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中阳小档案

  男，1962年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武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 沈中阳

  我叫沈中阳，来自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一名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

  上世纪70年代，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之间移植器官成为可能，器官移植被誉为医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衡量现代医学综合水平的重要标志，被视为21世纪的医学之巅。作为大器官移植的代表，肝移植是拯救晚期重症肝病患者生命的唯一有效方法。然而在我国这个世界第一肝病大国，肝移植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老一辈外科专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尝试性地开展了人体肝移植工作，此后的近15年里，全国先后实施了50多例肝移植手术，但效果都不太理想，无一例能够长期生存。

  1992年，怀着让我国的肝移植成为临床常规手术的梦想，我第一次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带了满满七箱有关肝移植的器械、药品和书籍回国。当时我31岁，敢想敢干，充满激情，我主动请缨，组建了医院第一个移植研究室。白天做临床工作，晚上从事动物实验研究。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经费不够，我就自己动手用水泥板搭手术床，自己掏钱饲养动物，自制体外转流泵、改造废弃的麻醉机，先后完成了50多例大型动物肝移植实验，不断探索肝移植的可行性。

  1994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年。一位年仅37岁的晚期肝硬化患者，反复大量出血，生命垂危，用当时常用的治疗办法只能维持1至2个月，活命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肝移植。我刚一提出这个建议，医院内外立刻炸了营，很多人笑我是“痴人说梦”。我清楚地知道，要想挽救患者的生命就必须实施肝移植，我力陈己见，逐个去做工作，最终得到了医院领导的支持。为确保手术成功，还请来了我的日本老师现场指导。1994年5月10日，我成功地为这名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该患者术后存活时间长达11年，是我国第一例长期存活的肝移植患者。为此，我获得了中华器官移植学会一等奖。

  1998年9月1日，我带着几名普外医生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这是我国第一个移植外科。当时国内开展肝移植的很少，一些药品和器械都无法找到，我就直接到日本去购买，连背带扛，能带多少就带多少。经过不到1个月的紧张准备，9月25日、27日两天，我们成功完成了4例肝移植手术。这在当时国内的移植学界引起很大震动，被许多媒体称为医学奇迹。同年年底，我又成功完成了3例肝移植。当时我国的肝移植手术每年不超过15例，并且有近80%死于围手术期，而我们在4个月内就完成7例肝移植，6例康复出院。

  为解决乙肝复发难题，我设计了多种方案开展临床研究，先后找到多家公司探讨抗乙肝病毒治疗，用抗艾滋病药物控制乙肝复发，研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国内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并通过了国家药监局认证。2001年，我提出了乙肝再感染与复发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方案，攻克了我国肝移植发展的首要障碍，被国内外普遍采用。 

  与此同时，我带领团队完成了一系列技术创新，使我国的肝移植变成了临床常规手术，并创下了全国肝移植史上的手术总例数、手术成功率、术后生存患者总数等多项第一，扩大了我国在世界移植领域的影响。随后，我致力于肝移植技术的推广，先后赴全国66家医疗单位进行技术指导，培养了200多名器官移植医师，推动我国肝移植从临床研究进入到临床广泛应用阶段，我也因此获得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联合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2年，我还在北京的武警总医院建立了器官移植研究所并任所长，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全军最大的综合器官移植中心。

  随着肝移植技术的成熟，要求换肝的患者越来越多，更大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器官短缺。每当我看见患者眼巴巴地等着供体的焦虑神情，每次听到患者因为没有等到肝源就死去的噩耗时，我心急如焚。为此，我不断开展亲体移植的讲解与讲座，在最初阶段每一例供体手术我都亲自主刀。截至目前，我们一共成功实施了300多例亲体肝移植。去年1月14日，我们又创造了新的医学奇迹，同时进行5台手术，采取了双供肝、亲属活体、劈裂式、减体积、多米诺等5种术式结合，用1个尸肝和1/4亲体供肝，挽救了3名肝病患者生命。

  1994年至今，我和我的团队共为5000多例晚期肝病患者实施了肝脏移植，占全国总例数的四分之一，术后存活患者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我们也是全世界肝移植手术做得最多、质量最高的医疗团队之一。

  回忆30多年的从医经历，我常常想，作为一名改革开放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者和受益者，相对于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各种荣誉，我做得还很少。我能够做的，就是以一颗赤诚之心，继续在移植领域探索医学难题、从死神手中夺回更多患者的生命；在得失荣辱面前，自觉践行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责任，交出一份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人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