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谦小档案

  男，1962年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王光谦

  我是民盟盟员王光谦，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把论文写进祖国的江河》。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远在千里之外的灾情牵动着清华水利系师生的心。5月26日，受水利部和学校委派，我和系里的三位老师赶赴灾区，对肖家桥堰塞湖抢险工程给予全面技术支持。当我们马不停蹄赶到现场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河道右岸大山整体移位，大部分山体滑坡到茶坪河内，在河床上形成一道长272米、宽198米、高67米的天然堤坝，堆积体阻塞了整个河道。如果溃坝，下游安县地区将被洪水扫荡淹没。当地政府压力巨大，已经准备紧急撤离下游7万民众。但根据现场考察，我们发现虽然险情严重，但应用合理的工程方案和科学计算，可以把损失和风险降到最低。我们研讨了从稳定山体处开槽泄洪的导流施工方案。经审慎计算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下游地区可以提前预警，民众不必提前撤离。此事责任重大，必须有人承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负责人，我的良知、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告诉我，我应当、能够、也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果断地在现场签下了我的名字。

  泄洪方案如期实施。在我的手机上，至今还保存着安县水务局总工程师胡良喜发给我的一条短信：“王教授：汶川安县肖家桥堰塞湖已于6月6日中午13时13分开始泄流，一切顺利！下午19时46分堰口趋于稳定。水位下降28米，险情已除！我们成功了！”

  正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为肖家桥堰塞湖抢险救灾提供的技术支持，在关键时刻用科学知识为国为民，分了忧，解了难！

  说起我与祖国江河结下的不解情缘，还要从1978年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开始。初入课堂，老师的第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深深地震撼了我。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江河治理相伴，江河治理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就是民生大计。1982年我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读研究生，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清华学习的这些年，我获得了最好的专业教育与实践训练。我的导师钱宁、夏震寰、黄万里等都是国际顶尖的学术权威。恩师高深的专业造诣、优良的学风和爱国敬业精神，让我懂得了，水利专业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将影响工程的成败，关乎民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侥幸。论文，不只是写在书本上，更应该写进祖国的江河！

  说治河，必然要说黄河。黄河的治理历来都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由于泥沙多，黄河下游河床普遍高出背河地面4至6米，开封市的地面低于黄河河床13米，是名副其实的“悬河”。毛主席在1952年对治理黄河题词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就给我们水利人肩上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记得第一次看到黄河时我十分震惊，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奔腾不息的黄沙激流。在暴雨中洪水挟带大量泥沙从千沟万壑倾泄而下。看到这一切，我不禁自问，我能够为黄河长治久安做点什么呢？黄河的治理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悬河不决口，二是河道不断流，三是水土不流失。

  要确保黄河不决口，就要摸透黄河下游悬河的河道摆荡的规律。历时近20年，我们20多次实地考察黄河，科学解释了黄河“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演变规律，为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获得了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确保黄河不断流，我们研发了黄河水量调度系统，这套系统能够预先科学地分配各个省市的用水量，同时通过检测仪了解黄河实时水量，保证了黄河不断流。成果获得了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不夸张地说，近30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每一条河流。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作为一个民盟成员、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我都要到黄河、长江、塔里木河等大江大河去考察。每每徜徉在祖国山水间，我都感到自己特别的幸运。

  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给我了许多荣誉，民盟中央还授予我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去年我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民盟老前辈钱伟长曾说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要以前辈们为榜样，把一切荣誉当作起点，为水利事业和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自己毕生的赤诚。